我国将专项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见阮元校刻，第5889页)从传统的三大注疏看，赵注、孙疏之意实则朱熹《孟子集注》说的夷子因其本心之明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

后者强调 道德之源 与 存在之源 的一致性，并强调须由道德的实践途径方能将此一致性彰显出来。朱子学之主体虽为 横摄，但毕竟 归纵。

当然以上所指是就其大脉络，小脉络本来就是万豁争流的，甚至转为地下  伏流，他日亦有再转为大流之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又以伦理性的语词赋给这本体之体的 气 一伦理意味，这便将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通而为一了。道生德蓄 亦可转语说是 天命之谓性。相对于 有善有恶意之动，蕺山言 好善恶恶者意之静。[20] 或者，吾人可以说程朱学于 知、物 之关系是在 心、物为二 的型态下思考的，知 是认知之知，是以心去认知事物的伦理性理型。

[49]  以上论点是笔者对于船山学的概括理解，请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页118-129。这样的一个整体可以说是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复杂的社会总体中养成的，是在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中长养而成的。对此，社会学家莫斯曾经通过对礼物现象的分析，认为给与、接受和回报这样的一种总体性呈现的社会现象，背后则是存在着义务的。

（三）复仇的期限 经典中对于复仇的讨论也会涉及到期限，也就是说复仇不仅有亲疏之别，也就会存在时间上的限制。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这就是说，直所体现的是无私的态度，在朱熹的解释中，强调了直的公义性的一面。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

唐代如何对待复仇事件的法律后果的讨论很多，参与者多是我们熟悉的人物。汉章帝时制定了《轻侮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因此有一些复仇被宽宥的记载。

上文也强调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为了报仇，不出去做官，每天在草垫上枕着武器睡觉。一般认为，东汉的复仇风气要盛于西汉，对于复仇正当性讨论也多起来。父母以义见杀，子不复仇者，为往来不止也。具体到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赵师韫是借助公器来泄私怨，虐杀无辜，而他的上级机构不加以纠正，不能倾听受害者的申诉，那么徐元庆精心谋划以复父仇，是守礼而行义也。

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对于伍子胥之复仇行为，《春秋穀梁传》在总体上也是肯定的，不过对伍子胥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的行为并不认同。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直所体现的是对等性的原则，不能滥杀无辜，那就成为过直。

后又因宪宗时期的梁悦案，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肯定复仇的奏议，宪宗对于复仇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刑罚的作用是防止社会动荡，而教化的作用是养成崇德的社会风气。

与市场交换体系中的等价交换相一致的是，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这种报偿机制背后也存在着某种义务、公平和契约等因素。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

犯制，逆也，以义顺生杀之。王君操为报父仇，在仇家已经投案自首的情况下，仍手刃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被目为孝的表现，而列入孝友录。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凡以公命行止者，不为弗避。执事机构才应为这一切的发生承担责任，怎么能对徐元庆处以极刑呢？ 如果是徐元庆的父亲不免于罪，而被赵师韫诛杀，并不违背法条，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话说楚怀王曾经杀害郧公之父蔓成然，故而郧公之弟想借此机会诛杀楚昭王。

回到蔡之后，试图联合别的诸侯国伐楚。至汉初，严刑峻法被认为是秦亡之原因，在法律上总体倾向于宽泛，32主要依靠萧何对秦律的改变而做《九章律》。

他认为法律所禁并不能面面俱到，关键是看对于治理国家是否有利，总是要让善人得到保障，恶人受到惩罚。其实，按贾公彦的解释，凡仇人皆王法所当讨，得有报仇者，谓会赦后使已离乡，其人反来，还于乡里，欲报之时，先书于士。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而兄弟之仇则采取不反兵的方式。

这样的矛盾和紧张在唐宋时期依然不断以各种方式得到呈现，而且参与争论者越发具有社会影响。武则天到唐宪宗时期，基于陈子昂提出复仇者需加以惩罚的奏议，官方意识到复仇与官府的权威体系之间的冲突。不料，其女儿却替父亲完复了仇，并在完成使命后束身就刑。君之仇眡父，师长之仇，眡兄弟，主友之仇，眡从父兄弟。

一方面经典所提倡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得不到现实制度的支持而失去其对人们生活的指引，另一方面，绝对背弃经典的法律制度亦会造成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对于复仇问题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于经典对于中国社会影响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并帮助我们理解经典对于现时代的意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

后来蔡昭公去见楚平王，因为拒绝将身穿的美裘送给楚国的官员，而被拘押数年。荆少为郡吏，兄子世尝报仇杀人，怨者操兵攻之。

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

王安石并不肯定复仇，认为非治世之道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制之以义，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

而复仇的原则与其他的礼制规则有所不同，比如，不同经典所提出的复仇原则有所不同，特别是是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复仇行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董仲舒尝试建立一种人类活动和自然意志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同类相感来解释可以理解人的行为与自然现象的给与和回应的关系。

君之仇眡父，师长之仇，眡兄弟，主友之仇，眡从父兄弟。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

东汉时候，还有一个著名思想家荀悦直接从经典和法律原则的关系来讨论复仇的合理性问题，他从《周礼》中对复仇的一些规定申论，认为经典的解释要与时俱进，古代的典章不一定全都符合当下的政治现实，因此复仇不可取。在街上遇到仇人，立刻拿起武器动手。